当前位置:澳门新萄京网址 > 文学作品 > 老庄哲学对宋代士林的影响

老庄哲学对宋代士林的影响

文章作者:文学作品 上传时间:2019-12-04

苏过,字叔党,号斜川居士,宋代文坛领袖苏轼季子,有诗文集《斜川集》存世。因其诗文有乃父之风,时誉之“小坡”。《斜川集》现存诗歌303首,其中引用《庄子》典故达96处,处处流露出顺乎自然、随遇而安的老庄哲学。

赵宋王朝以她博大的胸怀为士林提供了空前肥沃的文化土壤,宋代文人以其深厚的修养体现了对传统文化超强的吸附能力。苏轼、苏过父子生活于北宋鼎盛时期,父子二人的价值判断却不尽相同。苏轼儿时在程氏的手下接受的是孝悌忠信的教诲,苏过幼年在父亲身边看到的是竭忠尽智的厄运。苏过虽不见父亲“乌台诗案”仓皇下吏之状,也不懂父亲壮志难抒的苦闷,但由湖州知州沦为阶下囚,皆罪在指摘时政,已深深印在苏过的心中。苏过幼年,父亲先后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他一直随父辗转各地。父亲的频繁被贬给苏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他对官场生涯甚为反感。

自苏轼谪居黄州至贬官海南儋州,苏过一直随侍父亲左右。尤其是贬居岭海的七年,苏过与父亲备尝艰辛,恶劣的生存环境锻塑了苏过坚韧不拔的品格,也成就了他文学上的造诣,并使他获得了纯孝的美名。若论苏过厌仕慕隐思想的发萌还要从苏轼八年的外放谈起。自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担任地方官达八年之久。先通判杭州,后又做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苏过生于杭州任上的第二年,自此七载的童年时光父亲给苏过留下了勤政为民、吏治卓著的印象。熟料,父亲非但没有因尚德崇廉、政绩彰著受到嘉奖,反因一场卑鄙的文字狱仓皇入狱。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于湖州任上被捕,据载“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从七月二十八日被捕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苏轼遭关押审讯一百三十天,“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就足以道出当时他为人鱼肉的无奈与悲恐。贬黄州团练副使是此案的最终审判。苏轼免于一死,其因众说纷纭,或说正直之士的仗义执言,或说神宗皇帝终究还是爱惜其才,其实不难发现,保住苏轼的,除了太祖“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外,更重要的就是苏轼本人所享有的不朽的学术盛誉。元丰三年,苏轼开始了四年贬居黄州的生涯。团练副使虽是官职,但苏轼已“禄廪相绝”,全家的经济困窘甚难克服。这四年苏过正值九至十三岁,他虽然不能体会父亲以有罪之身流落他乡,政治上的那种失落与绝望,却绝对能感受到家庭经济的拮据与困窘。自此年幼的苏过便埋下了一种对仕宦近乎与生俱来的淡漠和疏远。

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旧党执政,苏轼才被重新起用,得以在京师立足。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元祐四年三月,苏轼开始了他人生阶段的第二轮外任,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县)的知州。尽管苏轼在任上尽心尽力,仍旧难逃贬谪的厄运。绍圣元年(1094),哲宗重蹈神宗覆辙,重用新党,苏轼首当其冲成为元祐大臣中第一个被削职夺官、远谪僻远小州的人。相较元丰末、元祐初苏轼被起用时连续破格提拔的优待,绍圣元年贬谪途中的苏轼,则要连续遭受三改谪命的迫害。后来贬岭南更是重谴,贬到海南儋州便是万劫不复,惟欠一死了。在这贬窜生涯中,苏过一直随侍父亲左右。年老多病、物质匮乏、肆虐的瘴疠以及岭南相对落后的人文环境都威胁着父子二人的生存,这无疑锻塑了苏过善处逆境、不屈不挠的高贵品格。父亲经历的多年宦海风波,使苏过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于是对功名仕途深加反省,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所以我们看到苏过诗歌,其间很少直陈政事利弊的内容,相反悲慨个人遭际的题材却屡见不鲜。悲叹贬谪生活的苦难是苏过诗歌一个永恒的话题,而这些苦难全部源于统治阶级的“恩赐”。

黃州的条件委实艰苦,父子二人相依为命,以他们顽强的精神与生存的智慧抗争到底。苏过与父深受朝廷的“眷顾”,除了要克服这艰苦的物质环境,还要承受从朝廷到地方无所不在的压力。对于这一切,苏过比其父保持着更理智的清醒,他对朝廷的“恩赐”无所畏惧,对仕途更是无所期冀、漠不关心。虽然后来父子二人都远贬海南儋州,可心境是不一样的,苏轼人生之大起大落,阅尽沧桑后的人生感慨,旁观的苏过是无法了悟的。当然岭海生涯,苏过并非一无所获,他历经人事变幻,从父亲那学到了固守平淡;阅尽宦海沉浮,始终恪守“不愿力田频赐爵,不愿校雠归石渠”的人生操守。苏过随父南迁“沾了很多光”,这些“殊荣”一直伴其左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病卒于北归途中。苏轼在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曾自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之时,苏过都陪伴左右,故受父亲教诲与影响也最深。次年,苏轼、苏辙等人被列入“奸党”,子弟门人皆牵连在内,苏过《李方叔治颍川水磨作诗戏之》就反映了苏门六君子李廌被迫开起磨坊的事实。诗以相如、文君开酒肆比李廌开磨房,以苏秦之困比李廌之窘,烘托出李侯平生无一廛的艰难处境。此时苏过的生活也十分困窘,贫困至此也没有压倒其以苦为乐的恬淡情怀,仍然高扬“偏偏五经笥”的文化旗帜勉励李廌克服困难。这种身处艰危而泰然自适的风度,源于其从佛禅、老庄中寻到精神上的放逐与解脱。

在黄州,父亲微薄的薪俸难以养家糊口,加上生活环境不好,甚至还要靠苏轼亲自下地种菜,来补贴和维持全家人的生计。童年的苏过和家人常常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这就培养了他后来淡泊宁静、安于贫贱的的性格。按照这种人生志趣自由发展,苏过于纷呈思想中择取庄子,是自然而然的事。随着苏过渐渐成熟,其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愈加明朗。苏轼一路迁谪,苏过跟随父亲尝尽了世态炎凉与人情淡漠。他的不喜仕进由此发端,“斜川之志”由此发萌。苏过经历曲折,患难多而安逸少,不但包孕着深厚的情感寄托,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庄哲思考,如相对、绝对,有限、无限,有为、无为。岭海七年的苦海生涯,儒家的经世致用渐行渐远,老庄的自在无为频频涌入苏过的视野。父亲南迁之行,苏过一直随侍左右,尝尽了人间冷暖,也看清了新旧两党及其内部的互相倾轧,内心深处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厌恶与悲愤。苏过从庄子出世的高蹈中,寻求到一种逃脱的方式。“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世人皆有所累,小人为蝇头小利,君子为仁义之名,大丈夫为家国安危,圣人为天下苍生,虽境界不一,但都为外物所羁绊,无法解脱。只有放下这些身外之物,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不仅成为他排遣父亲苦闷的支撑,也成为他斜川之志确立与信仰的支点。苏过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而这些正与庄哲暗合。三十而立这一年,他先后经历了侍父北返、父亡途中两件大事,精神在极度喜悦后跌入极度悲痛。此间,苏过与家人生计艰难,幸有叔父苏辙鬻别业以济之。除服后苏过闲居颍昌,时苏辙为避祸也归颍,叔侄二人默默无闻,潜心修学,诗文唱和以排解心中愁苦。

苏过“几年零落卧江湖,乐事何人与我俱”就道出了叔侄二人与世隔绝、万年俱灰的思想状态。自身亲历的人生挫辱与父亲病逝的沉痛打击使他对“致君尧舜”愈加反弹,崇尚自由不喜仕进的志趣更加坚定。此时的苏过已经拥有成熟的心态,学会了独立思考,深知老庄哲学终可颐养淡泊心性,于是醉心于《缮性》的思想国度。文中“以恬养知”的主张,“正己”、 “得志”的要领以及对荣华富贵去留的不以为意都让诗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通达与舒畅。这种退隐不争、率性无为的精神状态一直持续到政和二年苏过出任太原府监税。苏过一生物质上极度匮乏,时温饱迫在眉睫,生活捉襟见肘,他不得不靠升斗之仕养家糊口,这无疑与他“不为轩冕肆志”的判断相抵牾,其精神十分痛苦。南怀瑾先生将道家比喻为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就非去不可是十分恰切的。苏过在人生的重要关口都是以庄子精神作为依托的,对庄子思想的采纳与吸收,苏过和父亲有所不同,苏轼多是在政治生涯受挫之后回归老庄,而苏过对平淡恬静的生活是一种天然的选择与亲近。由于苏过没有像父亲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没有激烈的感情冲突与情绪跌宕,因此其诗歌立意终不高于其父对国朝社稷一如既往的关怀,而是另辟蹊径,以远追老庄之资,隐逸山野之态,呈现为独特的恬淡。苏过研习庄子的心境比之父亲更加赤诚,更加纯粹。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苏轼读书:“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也说:“《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生平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两人都道出了苏轼对《庄子》的喜爱,苏轼所言更表明了自己在精神层面与庄子思想的契合。苏轼习庄的经历与他仕途坎坷的遭遇是密不可分的。他曾以自嘲的口吻叙述平生事功惟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是苏轼颠沛流离的贬所,谪居此时正是苏轼酷嗜庄子哲学的时期,也是苏过哲学观发萌与树立的时期。苏过自九岁随父贬居黄州一直到父亲逝世,其间二十余年,苏过一直随侍其侧,耳濡目染,必然会对苏轼的思想有所吸收与选择。苏东坡的佛老思想和仙道之趣,在苏过习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居黄四年苏轼进入了物质生活的困顿期,却迎来了文学创作的丰收期。苏轼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频涉佛老,多谈人生的短长与悲喜。在《赤壁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力图用老庄的听任自然、超然达观的处世哲学来解脱自己的痛苦。作者通过主客辩论的形式展开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探讨,主客的对话,实际是作者的独白,是他内心苦闷而又力图摆脱的矛盾心情的表露,是他以陶醉于月明风清的美景来解脱人生短暂的悲哀。在这样的文艺熏陶之下,苏过自然少慷慨意气,多随缘自适。他的不喜仕进,崇尚老庄与他少年时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惠州,苏轼“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苏轼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确实善于“随缘委命”。他在《十月二日处到惠州》中用“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一句表明他做好了长期谪居的思想准备。苏过随父一行游罗浮道院及栖禅精舍,作“人生行乐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怀故乡,吾驾随所税”语,这既是苏轼本人谪居思想的发端也是苏过疏离仕途的萌芽。

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年,苏过随父初到岭南惠州时,写下了《和大人游罗浮山》一诗,充满了对父亲含冤受屈的安慰之情。诗中视利禄富贵若“敝屣”“露电”的品性,正好表现了时年二十三岁的苏过甘于淡泊、不求富贵的旷达思想。遭受着身心的折磨,苏轼仍躬耕自济、笔耕不辍,秉承当年赴黄时“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的自我告诫,韬光养晦,文学自适。

可以说,苏过的“斜川”之志由此缘自其父。苏轼再贬儋州时已逾六旬,他认为自己再没有生还之日,便把家安置在白鹤峰,只让三子苏过随行。想到父子二人要流落到孤岛,苏轼不禁黯然感伤,但他是个随缘自适,善于自宽的人,接着又用老庄思想自我排解,在茫茫宇宙中,整个中国不过是一个小岛而已,谁又不在岛上呢?“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从无限中把握有限,便是苏轼对庄子哲学的躬亲诠释。在海南儋州的三年中,苏过除了担负起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外,也像在惠州时一样,在东坡的指点下,读书作文,从未间断。

元符元年,苏过在儋作《志隐》赋,以苏轼所信奉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宽慰父亲: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全文“上宗庄周之齐物,下衍东坡之旷达”,“深寓妙理而不涉玄虚之迹” ,有子志于隐,难怪坡仙会发出:“吾可安于岛夷矣。” 的感慨。苏过在惠州、儋州时期写的诗文,有许多都含有援道、释以宽慰父亲的用意。他在安慰父亲的同时,也在安慰自己。他以拳拳孝心随侍父亲南迁之行,以孜孜不倦精神追求学术永恒之价值,并将庄子作为其精神爱侣陪伴一生。

本文由澳门新萄京网址发布于文学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老庄哲学对宋代士林的影响

关键词: